何伟：“好奇感不能丢”
按：采访录音word for word整理出12000多字，修剪后一半不到。《周末画报》版面有限，只能刊出部分。修剪后的QA就都贴这儿吧。谢谢豆瓣~
何伟：“好奇感不能丢”
采访、撰文：钟 蓓
摄影师拍了若干照片，有一张何伟（Peter Hessler）站在一排金属扶手后。他撇了撇嘴说：“像不像动物园里的猴？”可能直到今天，习惯做一个普通人的何伟都不习惯这样的礼遇：安排住星级酒店、接受一连串采访、像个名人一般到处演讲、雷动的掌声后，读者排着长队一一等他签名…… 他似乎只有接受的份，因为这也是种经历，说不定哪天他就把这段日子的所见所闻写进书里——某年某月某一天，我像个关在栅栏里的……
随着《寻路中国》（Country Driving）简体中文版的出版，很多中国记者、中国作家发觉自己对这片土地的了解都比不上一位在中国呆了只有10年的美国人何伟。10年时间，这是他写的第三本当代中国的书。前两本书分别是《江城》（River Town）和《甲骨文》（Oracle Bone）。而《江城》的中译本，早就在互联网上被人广为传阅。
何伟一边用电脑演示着他拍的照片，一边从塑料袋里，掏出一截钢丝，把它在胸前比划了几下。他说，这个小东西能让女人们看上去更美。几年前，何伟去浙江温州附近的丽水市采访，这截钢丝是一家加工女性内支架的小工厂留给他的纪念品。和这截钢丝有关的故事被他写进了《寻路中国》，由钢丝延伸出的是中国东南部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，它见证了中国人由农业到工业再到商业，从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。这也是1978年以来，中国发生的最重要变化。
“《寻路中国》是我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。它探讨经济，追踪发展的源头，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。像前两本书一样，它研究中国的核心议题，但并不是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，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。我相信，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。我经常在一地连续呆上数月，甚至数年，跟踪变化。我不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，我也睁大眼睛，看他们的故事在我面前展开。”何伟说。
激动人心的是变化，尤其中国的改变是一日千里。此时，何伟最想回四川涪陵看看，不知道那儿是不是像《寻路中国》中文版的封面一样，道路旁原本空无的土地种上了树，地里长满了草，木头交警从右挪到了左。当年的同事李雪顺如今成了大学教授，也是这本书《寻路中国》的译者。
为他修个网球场
这是次漫长的旅程。
16岁时，何伟下决心成为作家。在普林斯顿读书时，又碰上个教创意写作的好老师约翰·迈克菲（John McPhee）。研究生毕业后，写作几乎成了何伟唯一想做的事。
1996年，何伟加入美国志愿者组织“和平队”前往四川涪陵支教。李雪顺说，当时学校很照顾何伟和另一位美国志愿者，要不就给他们买台洗衣机，或者安部电话，甚至一度要为两位国际友人修个网球场！
如何伟所愿，网球场终于没建起来。他和校外餐馆老板倒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李雪顺说，“他们可以什么都不顾忌，但是我们不能。1996年的涪陵，还比较闭塞，学校要求我们和外籍教师打交道注意距离。”
支教其间，为报纸写文章。时隔多年，何伟已经不太认可新闻写作的方式。但当初自己的文章能在报纸上刊登，“这是件大事”。有天赋者不满足文字只刊登在新闻纸上，他要写的是能印刷成册的书！“和平队”的工作结束后几个月，何伟写出了《江城》。当时，他连合同都没有，硬生生地寄给若干出版社，好几位的回复是：“你写得不错，但可能美国读者们没兴趣。”
若干次碰壁，终于有出版社肯出何伟的第一本书。
万恶的截稿日
如今何伟无需再为什么刊发稿件发愁，现在他主要为《纽约客》贡献长篇特写。一年中，他需要写五、六篇，其余的时间都贡献给写书。可是对一个自我要求严格，甚至是苛求的作者来说，时间并不多。
《甲骨文》“后记”中有一个细节：何伟在北京的菊儿胡同住，百无聊赖时会想象自己变卖租来房间内的所有家当，在胡同收破烂的吆喝声中，把家电和书报换成真金白银。最后的结果是他卖掉了至少是《甲骨文》第10次修改的手稿，价值50美分。写出这本500页（英文版）的书之前，他做了至少七八百页的笔记！
为把一个故事写好，何伟能做到不厌其烦。比如他会在北京三岔的土房子里住上几个月；在四川涪陵支教两年；两年内往返浙江丽水市的工厂若干次……他说，投入的时间越多，知道的信息越多，写出的故事越有趣。
何伟在《纽约客》驻中国的继任者是欧逸文。和他的前任不同，欧逸文写的是中国知名艺术家、传媒女大亨，或是中国富豪……在他写下漂亮文字的同时，也有比何伟迅速的效率。
“基本上我不会告诉编辑我要写什么，他们也就不会给我什么‘截稿日’（deadline）。写完了，我会和他们说：‘嘿，我刚写了个东西，你看看，要是喜欢就登吧。’我特别讨厌截稿日。Evan（欧逸文）以前为报纸工作，有过训练，他能在截稿日前完成工作。我不行，我效率太低，做不到。”何伟说。
这段时间，何伟一家正筹划去埃及，那儿正发生着巨大的变革。何伟说，他们一家打算呆上四、五年。
MW=周末画报
PH=何伟
MW：《寻路中国》分三部分，第一、二部分讲的是魏子淇一家，第三部分讲的是发生在浙江丽水的故事。为什么书的结尾没有回到魏家人？
PH：三岔村的特点在于当地人开始寻求改变。公路修好了，村里的人、城里的人来去比较容易。三岔村的人以前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，现在开始进城做生意，或许因为当地的经济变了，人的思想也发生改变。中国现在很多人都是从农村走向城市，我的书里大多数人也是这样。所以第三部分我写的是城市的故事。但即使是丽水市，几个主要人物也是从农村到丽水市的打工者。
MW：浙江的发展比中国其他很多地方要好，你为什么没选一个更普通的中国城市？
PH：是可以选择其他更普通的城市。不过当地人告诉我，丽水是“浙江的西藏”，而且我写的人多数不是本地的，他们来自安徽、湖北、贵州……所以选择丽水不是个大问题。
MW：从第一本你写的关于中国的书《江城》（River Town）到第三本《寻路中国》，跨度10年，依然能感到你对中国强烈的好奇。这是编辑的结果？还是写作技法的效果？
PH：这是因为中国特别复杂，新生事物很多。写《寻路中国》前，我采访的是浙江工厂的工人。去之前，我对他们没太多了解，他们让我有新鲜感；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大且复杂，我想我一生都会有好奇心在这里写作。并不是我写过了、看过了、了解了，就没了好奇心。10年前的中国和10年后的中国大不同，现在的中国简直是个新国家。
MW：在《甲骨文》中，你写到自己卖废纸；在《寻路中国》中，你写到一条香烟的命运……平日生活里什么细节会被你记录？什么细节会被你放进书里？
PH：采访时，事无巨细我都会记下，因为不知道写的时候会用到什么素材。我做的笔记特别多，比如《甲骨文》的笔记就有七、八百页。然后我慢慢回顾笔记，看到重要的信息、有意思的故事，不管是香烟，或是什么人说的话，我就放进文章里。有一次我去浙江采访，花了大约一周的时间。每天我都去工厂和工人、老板聊天，聊得多，他们告诉你的信息就多，看见的事物也多，做的笔记也多。当然写的时候比较难，因为需要选出哪些信息是最重要的。
MW：怎么选择？
PH：凭经验。16岁，我就开始学习写作，并决定当作家。大学时，我学的是英美文学和创造写作（Creative Writing）。那时候就有老师教我们怎么选素材，怎么描述一个人、一个地方，一个人说的话哪些比较重要……
MW：不久的将来，你打算去埃及。脱离了中国、埃及，让你回美国写作，你的好奇感还会有吗？
PH：肯定有，这个我绝不能丢。有时候，作家年纪大了，写累了，可能就丢了。比如我的老师约翰?迈克菲（John McPhee），现在他已经80多岁，写过30多本书。他就说自己现在不是特喜欢出去采访。假如没了好奇感，应该去新的地方见新的人。我去埃及就有这个考虑，而且我认为去埃及对我今后的写作有好处。
MW：5年、10年后还会回中国写作吗？
PH：肯定会。我们一家打算在埃及住五、六年，之后再回中国。我太太是美籍华人，她也写作，她也特别爱中国。我们的孩子现在也在学汉语，他们是50%的中国人。
MW：有的作者一生只写一个主题，比如给你的《甲骨文》写书评的史景迁（Jonathan Spence）。
PH：不一样吧。史景迁写的只关于中国历史，写法上有些像小说。他写得很漂亮，我看了很多。但史景迁不写与当代中国有关的内容，而且他常年在耶鲁，没在中国住。有一个专业固然好，但如果太专了，我觉得也没必要。他毕竟是汉学家，我是记者。对我来说，一辈子写的都是中国可能不是很好，我需要写一些其他内容。
MW：那么《纽约时报》刊登的中国故事呢？
PH：我和《纽约时报》记者的写作风格区别特别大，主要原因是他们写的是新闻。每年，他们要写很多文章，可能一年有六、七十篇，而我每年就写三、四篇。当然，每篇文章我投入的时间都比较多。
MW：你能忍受新闻式写作吗？
PH：从小我对新闻就不太感兴趣。一是觉得新闻写出来不太漂亮，不太好看，它们特别直率、简单。这当然是因为新闻的目的就是传递消息，所以它们也不需要被写得太漂亮、有意思。假如写新闻的记者的创造性太多，他们的编辑也会不高兴。编辑要求记者简单告诉读者今天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。但我不是这样，如果我要讲一个故事，可能从这里开始，然后写到那儿，最后再回到这里。我觉得在中国，近十年来，新闻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在上世纪三、四十年代，新闻很重要。因为当时有革命、战争，它们的结果对中国未来的走向至关重要，但这个年代不是这样。
我觉得很多政治事件和新闻事件的影响并不太深远。比如北约轰炸、香港回归、“非典”……这些事情发生时，很多记者写了很多文章，但是过几个月，这些事对我们有什么影响？你去问个普通老百姓“非典”对他的生活有什么影响？他很可能说对他没什么影响，最多就是8年前有一个月他不能出门。我认为这个年代并不是政治事件、新闻事件决定了人们的生活应该怎样，而是人们自己决定应该继续留在当地打工还是换个地方生活。最重要的是个体，个体决定了自己该走哪一条路。
当然这种情况以后也许有变化。比如说现在的埃及，新闻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他们的政府改变了。以后中国或许会经历这样的情况也未可知。假如到时我回来，采用的写作方法会不同。所以针对不同的年代特点，有不同方法。但是，我觉得从1996年到现在，我用的观察方法是合适的——不关注新闻，重视普通个体、社区（communities）、村落、校园、工厂……
MW：你如何把握局外人（outsider）和参与者（insider）的角色？
PH：最理想的状态是两者兼有。 局外人的角色太多，可能对其中发生的事情不是很了解，参与者的角色太多，可能会不知道什么是有趣的。每本书的每一篇章，作者和采访对象之间的关系是有变化的。在《寻路中国》写到三岔的魏子淇一家时，我扮演参与者的角色多一些。魏嘉生病时，我真心帮助他们一家。我和魏家人是朋友，我并不是记者。写温州工厂那一章时，我的状态介于局外人和参与者之间，虽然我去采访过很多次，我和他们的关系还不至于像和魏家人一样。写《江城》时，我扮演参与者的角色偏多，因为当时我在涪陵教书，孩子们是我的学生，老师们是我的同事。
MW：角色不同看问题会有偏差。考虑到你的书都有英文版，西方读者容易受你的所见所闻影响。
PH：我想我会在书里告诉读者我和本地人的关系是怎样的。假如我没说明，这是错误。但是我说明了，读者可以判断我处于什么位置、角色。写《甲骨文》和《寻路中国》时，当地人都知道我是记者、作家，这个问题不复杂。但是写《江城》时，这个问题比较复杂。那会儿我的身份是老师，不是记者，而且我在涪陵时，没想到自己会把这段经历写成书。当时美国的图书市场对中国不是很感兴趣，写《江城》时，我甚至都没出版合同。写好了，我就直接寄给出版社看。好几家出版社都说，书写得不错，但我们觉得美国读者对你写的没兴趣。
MW：动笔前，你研究写作主题吗？
PH：看情况。去浙江前，我还没决定之后写文章还是写书。当时我想的就是浙江是个发展很快的地方，温州又是其中比较发达的，而且我有个从涪陵毕业的学生雪莉（Sherry）在温州，她能帮我在当地租车。我开车去了很多地方，在丽水，我认识了不少当地人，有工人、工厂老板，我想我会喜欢他们做的事。最后，就有了我的文章。去三岔，我也没做计划。当时，我就是想去北京的北边看看，到了三岔，觉得那儿真美啊。很偶然，又遇见魏子淇一家。
MW：你的继任者欧逸文给《纽约客》写“中国来信”（Letters from China）栏目时，选择的是贾樟柯、胡舒立、张茵……他们都是中国名人。你为什么没选择写中国名人？
PH：不同记者有不同的选择。
MW：你为什么没选择写中国名人？
PH：名人通常没什么时间。我去浙江的工厂采访，来来回回花了2年。但名人会说，你已经采访我了，为什么还要采？你还有什么问题？中国老百姓不同，他们觉得我这个老外很有趣，花时间和我聊天没问题。
MW：你看过欧逸文的文章吗？
PH：看过，挺好。我有我的方法，他有他的方法。总体来说《纽约客》刊登的文章比较有特点。我们写文章，不是由编辑决定。编辑问，你能写这个题材吗？如果我说自己没什么兴趣，他们也没办法。当然，也有他们对我想写的没兴趣。《纽约时报》不是这样，他们编辑的权力比较大，编辑会告诉记者需要写什么。就我个人来说，自己最看重的是写书，其次是为杂志写文章。拜托，这句话不要告诉编辑啊。
MW：你来之前，欧逸文在UCCA做了场讲座。有观众问他，和何伟比较，谁写得好？他说是你。你怎么看呢？
PH：他太谦虚了。
写作不是竞赛，每个人各有特点，读者的口味也不尽相同，主要看个人喜好。比如萨曼•拉什迪（Salman Rushdie），我就不是特喜欢他的作品。很难说清楚为什么，我想我不是很喜欢他的语言吧，虽然我承认他是很好的作家。
MW：拉什迪拿过诺贝尔文学奖，欧逸文获过普利策奖，你的《甲骨文》被“美国国家图书奖”提名。你心里有“奖”这个东西吗？
PH：没有。对于报纸的记者，“奖”这个东西，比如普利策，特别重要。
MW：为什么？
PH：因为他们没有其他方法提高他们的名气。（说得大家都乐了。）
真的，真是这样。能入围图书奖当然好，但很多书没入围，读者也一样爱看，所以我个人不是很在意。报纸是比较看重奖的，杂志和书都不太重视。不信你可以问欧逸文，他的回答肯定也这样。不过他写得比我快多了，效率很高。我不行，写得很慢、费时间，所以也写得少。编辑们总问我，你都在干什么呢？
MW：你拖稿严重吗？比如8月的截稿期，结果到了12月才交。
PH：基本上我不会告诉编辑我要写什么，他们也就不会给我什么“截稿日”（deadline）。写完了，我会和他们说：“嘿，我刚写了个东西，你看看，要是喜欢就登吧。”我特别讨厌截稿日。Evan（欧逸文）以前为报纸工作，有过训练，他能在截稿日前完成工作。我不行，我效率太低，做不到。
MW：你是科班出生，教写作课的老师也是名师。他们给予的专业训练对你的写作有多大帮助？
PH：我在名校（普林斯顿和牛津）受的教育时间并不长，只有6年。我觉得上大学之前的经历也比较重要，比如我读公立高中时受到的教育，我小时候跟着社会学家父亲去采访的经历。另外，我去涪陵支教的经历也很重要，因为写作需要实践。
MW：你怎么没写关于牛津的故事？
PH：我写了很多日记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写，可能我觉得牛津的故事对我意义不大吧。
MW：是不是因为你们都说英语，导致你没什么兴趣？
PH：可能因为当时我太年轻，没法写得很好。在涪陵，我的压力比较大，周围都是中国人，只有我和另一个外国人。多数时候，周围人不懂我们在说什么，这种情况下，我成长比较快。去涪陵前，我还不算是成年人，离开时，我认为自己是成年人了。另一个是观念问题。去牛津前，我觉得自己肯定没问题。大家都说英语，而且我也是看过莎士比亚的啊。事实上，他们的文化和美国差别很大，英国不是一个很公开的社会。我甚至时常有挫败感。来中国前，我想这就是个共产主义国家，大家说汉语，我肯定不了解你们，所以我必须努力工作，而且使劲花时间了解你们。假如现在我回英国的话，我想我能写出东西，这是因为我成年了，成熟了。
MW：粗略划分了一下，《江城》写的是中国人，《甲骨文》写的是中国的历史文化，《寻路中国》写的是中国的现代化、经济发展。从几个大的领域来说，三本书都涵盖了，你还可能对中国其他什么领域感兴趣吗？
PH：我想看中国的变化。特别想回涪陵看看，以后我可能会在那儿长住。
MW：你和魏子淇一家还有联系吗？
PH：我们经常通电话。魏嘉有时会在美国时间早晨6点给我打电话。现在他7年级了，长大了，很聪明，他学习成绩不错。他的变化肯定很大，声音都变了。
MW：你的《寻路中国》出了简体中文字版后，魏子淇一家的生活都被暴露了，有人甚至按图索骥找他开的小饭馆。他们向你抱怨过吗？
PH：我觉得这事我没法控制。如果大家都去他的饭馆，这倒是很好。（《寻路中国》的编辑张吉人插话：书在印刷前，何伟对我说要把第二章寄给魏子淇看。看后，魏子淇给了一些小的修改意见。因为何伟也怕书的出版会给他带来困扰。）魏子淇和丽水的罗师傅他们不同，罗师傅一家都搬走了，但魏家的住处比较固定。我为《纽约客》写的文章、台湾繁体字版的书稿，都会先给他看看。
MW：假如有一天你不当作家了，会做什么？来中国卖羊肉串吗？
PH：对，我可以卖羊肉串。
如果不当作家，我可能会去学校当老师。除了这两个职业，做其他的，没希望。我一辈子都没有正式工作，没有真正的老板。如果现在有，我肯定不是个好员工。我不太听话，而且从小就这样。小时候，老师常给我父母打电话，说我不参加集体活动，只做自己的事。作家估计有这特点，比较强调个人主义。
MW：你太太张彤禾（Leslie T. Chang）的写作方法和你一样吗？
PH：差不多。她也是去了东莞很多次，花很多时间采访，关注的也是普通人。
MW：你们相互交流吗？
PH：写的时候不交流，各自写。完成草稿后，我看她的，她看我的。
MW：推荐几位同时代像你一样写中国的作者吧。
PH：我觉得Evan（欧逸文）的文章挺有意思的。他写的都是长文，这很重要。我认为新闻不能把问题说透彻，最好还是写长文章。伊恩•约翰逊（Ian Johnson）的文章写得很好，以前他在《华尔街日报》工作。他写过一本书叫《野草》（Wild Grass）。不过这本书有***的内容，出版不是很容易。但是除了***，里面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内容。
MW：我记得你在《寻路中国》里提到，中国没有“社区”（community）的概念。
PH：还是有的，但是有时比较弱。写《寻路中国》时，我觉得社区是个比较大的问题，我去浙江看过，当地人几乎没有什么社区活动，基本上谈的都是生意。北京的情况好很多。以后这个问题可能会改善，很多年轻的中国人，特别是有文化的，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了。
何伟：“好奇感不能丢”
采访、撰文：钟 蓓
摄影师拍了若干照片，有一张何伟（Peter Hessler）站在一排金属扶手后。他撇了撇嘴说：“像不像动物园里的猴？”可能直到今天，习惯做一个普通人的何伟都不习惯这样的礼遇：安排住星级酒店、接受一连串采访、像个名人一般到处演讲、雷动的掌声后，读者排着长队一一等他签名…… 他似乎只有接受的份，因为这也是种经历，说不定哪天他就把这段日子的所见所闻写进书里——某年某月某一天，我像个关在栅栏里的……
随着《寻路中国》（Country Driving）简体中文版的出版，很多中国记者、中国作家发觉自己对这片土地的了解都比不上一位在中国呆了只有10年的美国人何伟。10年时间，这是他写的第三本当代中国的书。前两本书分别是《江城》（River Town）和《甲骨文》（Oracle Bone）。而《江城》的中译本，早就在互联网上被人广为传阅。
何伟一边用电脑演示着他拍的照片，一边从塑料袋里，掏出一截钢丝，把它在胸前比划了几下。他说，这个小东西能让女人们看上去更美。几年前，何伟去浙江温州附近的丽水市采访，这截钢丝是一家加工女性内支架的小工厂留给他的纪念品。和这截钢丝有关的故事被他写进了《寻路中国》，由钢丝延伸出的是中国东南部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，它见证了中国人由农业到工业再到商业，从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。这也是1978年以来，中国发生的最重要变化。
“《寻路中国》是我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。它探讨经济，追踪发展的源头，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。像前两本书一样，它研究中国的核心议题，但并不是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，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。我相信，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。我经常在一地连续呆上数月，甚至数年，跟踪变化。我不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，我也睁大眼睛，看他们的故事在我面前展开。”何伟说。
激动人心的是变化，尤其中国的改变是一日千里。此时，何伟最想回四川涪陵看看，不知道那儿是不是像《寻路中国》中文版的封面一样，道路旁原本空无的土地种上了树，地里长满了草，木头交警从右挪到了左。当年的同事李雪顺如今成了大学教授，也是这本书《寻路中国》的译者。
为他修个网球场
这是次漫长的旅程。
16岁时，何伟下决心成为作家。在普林斯顿读书时，又碰上个教创意写作的好老师约翰·迈克菲（John McPhee）。研究生毕业后，写作几乎成了何伟唯一想做的事。
1996年，何伟加入美国志愿者组织“和平队”前往四川涪陵支教。李雪顺说，当时学校很照顾何伟和另一位美国志愿者，要不就给他们买台洗衣机，或者安部电话，甚至一度要为两位国际友人修个网球场！
如何伟所愿，网球场终于没建起来。他和校外餐馆老板倒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李雪顺说，“他们可以什么都不顾忌，但是我们不能。1996年的涪陵，还比较闭塞，学校要求我们和外籍教师打交道注意距离。”
支教其间，为报纸写文章。时隔多年，何伟已经不太认可新闻写作的方式。但当初自己的文章能在报纸上刊登，“这是件大事”。有天赋者不满足文字只刊登在新闻纸上，他要写的是能印刷成册的书！“和平队”的工作结束后几个月，何伟写出了《江城》。当时，他连合同都没有，硬生生地寄给若干出版社，好几位的回复是：“你写得不错，但可能美国读者们没兴趣。”
若干次碰壁，终于有出版社肯出何伟的第一本书。
万恶的截稿日
如今何伟无需再为什么刊发稿件发愁，现在他主要为《纽约客》贡献长篇特写。一年中，他需要写五、六篇，其余的时间都贡献给写书。可是对一个自我要求严格，甚至是苛求的作者来说，时间并不多。
《甲骨文》“后记”中有一个细节：何伟在北京的菊儿胡同住，百无聊赖时会想象自己变卖租来房间内的所有家当，在胡同收破烂的吆喝声中，把家电和书报换成真金白银。最后的结果是他卖掉了至少是《甲骨文》第10次修改的手稿，价值50美分。写出这本500页（英文版）的书之前，他做了至少七八百页的笔记！
为把一个故事写好，何伟能做到不厌其烦。比如他会在北京三岔的土房子里住上几个月；在四川涪陵支教两年；两年内往返浙江丽水市的工厂若干次……他说，投入的时间越多，知道的信息越多，写出的故事越有趣。
何伟在《纽约客》驻中国的继任者是欧逸文。和他的前任不同，欧逸文写的是中国知名艺术家、传媒女大亨，或是中国富豪……在他写下漂亮文字的同时，也有比何伟迅速的效率。
“基本上我不会告诉编辑我要写什么，他们也就不会给我什么‘截稿日’（deadline）。写完了，我会和他们说：‘嘿，我刚写了个东西，你看看，要是喜欢就登吧。’我特别讨厌截稿日。Evan（欧逸文）以前为报纸工作，有过训练，他能在截稿日前完成工作。我不行，我效率太低，做不到。”何伟说。
这段时间，何伟一家正筹划去埃及，那儿正发生着巨大的变革。何伟说，他们一家打算呆上四、五年。
MW=周末画报
PH=何伟
MW：《寻路中国》分三部分，第一、二部分讲的是魏子淇一家，第三部分讲的是发生在浙江丽水的故事。为什么书的结尾没有回到魏家人？
PH：三岔村的特点在于当地人开始寻求改变。公路修好了，村里的人、城里的人来去比较容易。三岔村的人以前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，现在开始进城做生意，或许因为当地的经济变了，人的思想也发生改变。中国现在很多人都是从农村走向城市，我的书里大多数人也是这样。所以第三部分我写的是城市的故事。但即使是丽水市，几个主要人物也是从农村到丽水市的打工者。
MW：浙江的发展比中国其他很多地方要好，你为什么没选一个更普通的中国城市？
PH：是可以选择其他更普通的城市。不过当地人告诉我，丽水是“浙江的西藏”，而且我写的人多数不是本地的，他们来自安徽、湖北、贵州……所以选择丽水不是个大问题。
MW：从第一本你写的关于中国的书《江城》（River Town）到第三本《寻路中国》，跨度10年，依然能感到你对中国强烈的好奇。这是编辑的结果？还是写作技法的效果？
PH：这是因为中国特别复杂，新生事物很多。写《寻路中国》前，我采访的是浙江工厂的工人。去之前，我对他们没太多了解，他们让我有新鲜感；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大且复杂，我想我一生都会有好奇心在这里写作。并不是我写过了、看过了、了解了，就没了好奇心。10年前的中国和10年后的中国大不同，现在的中国简直是个新国家。
MW：在《甲骨文》中，你写到自己卖废纸；在《寻路中国》中，你写到一条香烟的命运……平日生活里什么细节会被你记录？什么细节会被你放进书里？
PH：采访时，事无巨细我都会记下，因为不知道写的时候会用到什么素材。我做的笔记特别多，比如《甲骨文》的笔记就有七、八百页。然后我慢慢回顾笔记，看到重要的信息、有意思的故事，不管是香烟，或是什么人说的话，我就放进文章里。有一次我去浙江采访，花了大约一周的时间。每天我都去工厂和工人、老板聊天，聊得多，他们告诉你的信息就多，看见的事物也多，做的笔记也多。当然写的时候比较难，因为需要选出哪些信息是最重要的。
MW：怎么选择？
PH：凭经验。16岁，我就开始学习写作，并决定当作家。大学时，我学的是英美文学和创造写作（Creative Writing）。那时候就有老师教我们怎么选素材，怎么描述一个人、一个地方，一个人说的话哪些比较重要……
MW：不久的将来，你打算去埃及。脱离了中国、埃及，让你回美国写作，你的好奇感还会有吗？
PH：肯定有，这个我绝不能丢。有时候，作家年纪大了，写累了，可能就丢了。比如我的老师约翰?迈克菲（John McPhee），现在他已经80多岁，写过30多本书。他就说自己现在不是特喜欢出去采访。假如没了好奇感，应该去新的地方见新的人。我去埃及就有这个考虑，而且我认为去埃及对我今后的写作有好处。
MW：5年、10年后还会回中国写作吗？
PH：肯定会。我们一家打算在埃及住五、六年，之后再回中国。我太太是美籍华人，她也写作，她也特别爱中国。我们的孩子现在也在学汉语，他们是50%的中国人。
MW：有的作者一生只写一个主题，比如给你的《甲骨文》写书评的史景迁（Jonathan Spence）。
PH：不一样吧。史景迁写的只关于中国历史，写法上有些像小说。他写得很漂亮，我看了很多。但史景迁不写与当代中国有关的内容，而且他常年在耶鲁，没在中国住。有一个专业固然好，但如果太专了，我觉得也没必要。他毕竟是汉学家，我是记者。对我来说，一辈子写的都是中国可能不是很好，我需要写一些其他内容。
MW：那么《纽约时报》刊登的中国故事呢？
PH：我和《纽约时报》记者的写作风格区别特别大，主要原因是他们写的是新闻。每年，他们要写很多文章，可能一年有六、七十篇，而我每年就写三、四篇。当然，每篇文章我投入的时间都比较多。
MW：你能忍受新闻式写作吗？
PH：从小我对新闻就不太感兴趣。一是觉得新闻写出来不太漂亮，不太好看，它们特别直率、简单。这当然是因为新闻的目的就是传递消息，所以它们也不需要被写得太漂亮、有意思。假如写新闻的记者的创造性太多，他们的编辑也会不高兴。编辑要求记者简单告诉读者今天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。但我不是这样，如果我要讲一个故事，可能从这里开始，然后写到那儿，最后再回到这里。我觉得在中国，近十年来，新闻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在上世纪三、四十年代，新闻很重要。因为当时有革命、战争，它们的结果对中国未来的走向至关重要，但这个年代不是这样。
我觉得很多政治事件和新闻事件的影响并不太深远。比如北约轰炸、香港回归、“非典”……这些事情发生时，很多记者写了很多文章，但是过几个月，这些事对我们有什么影响？你去问个普通老百姓“非典”对他的生活有什么影响？他很可能说对他没什么影响，最多就是8年前有一个月他不能出门。我认为这个年代并不是政治事件、新闻事件决定了人们的生活应该怎样，而是人们自己决定应该继续留在当地打工还是换个地方生活。最重要的是个体，个体决定了自己该走哪一条路。
当然这种情况以后也许有变化。比如说现在的埃及，新闻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他们的政府改变了。以后中国或许会经历这样的情况也未可知。假如到时我回来，采用的写作方法会不同。所以针对不同的年代特点，有不同方法。但是，我觉得从1996年到现在，我用的观察方法是合适的——不关注新闻，重视普通个体、社区（communities）、村落、校园、工厂……
MW：你如何把握局外人（outsider）和参与者（insider）的角色？
PH：最理想的状态是两者兼有。 局外人的角色太多，可能对其中发生的事情不是很了解，参与者的角色太多，可能会不知道什么是有趣的。每本书的每一篇章，作者和采访对象之间的关系是有变化的。在《寻路中国》写到三岔的魏子淇一家时，我扮演参与者的角色多一些。魏嘉生病时，我真心帮助他们一家。我和魏家人是朋友，我并不是记者。写温州工厂那一章时，我的状态介于局外人和参与者之间，虽然我去采访过很多次，我和他们的关系还不至于像和魏家人一样。写《江城》时，我扮演参与者的角色偏多，因为当时我在涪陵教书，孩子们是我的学生，老师们是我的同事。
MW：角色不同看问题会有偏差。考虑到你的书都有英文版，西方读者容易受你的所见所闻影响。
PH：我想我会在书里告诉读者我和本地人的关系是怎样的。假如我没说明，这是错误。但是我说明了，读者可以判断我处于什么位置、角色。写《甲骨文》和《寻路中国》时，当地人都知道我是记者、作家，这个问题不复杂。但是写《江城》时，这个问题比较复杂。那会儿我的身份是老师，不是记者，而且我在涪陵时，没想到自己会把这段经历写成书。当时美国的图书市场对中国不是很感兴趣，写《江城》时，我甚至都没出版合同。写好了，我就直接寄给出版社看。好几家出版社都说，书写得不错，但我们觉得美国读者对你写的没兴趣。
MW：动笔前，你研究写作主题吗？
PH：看情况。去浙江前，我还没决定之后写文章还是写书。当时我想的就是浙江是个发展很快的地方，温州又是其中比较发达的，而且我有个从涪陵毕业的学生雪莉（Sherry）在温州，她能帮我在当地租车。我开车去了很多地方，在丽水，我认识了不少当地人，有工人、工厂老板，我想我会喜欢他们做的事。最后，就有了我的文章。去三岔，我也没做计划。当时，我就是想去北京的北边看看，到了三岔，觉得那儿真美啊。很偶然，又遇见魏子淇一家。
MW：你的继任者欧逸文给《纽约客》写“中国来信”（Letters from China）栏目时，选择的是贾樟柯、胡舒立、张茵……他们都是中国名人。你为什么没选择写中国名人？
PH：不同记者有不同的选择。
MW：你为什么没选择写中国名人？
PH：名人通常没什么时间。我去浙江的工厂采访，来来回回花了2年。但名人会说，你已经采访我了，为什么还要采？你还有什么问题？中国老百姓不同，他们觉得我这个老外很有趣，花时间和我聊天没问题。
MW：你看过欧逸文的文章吗？
PH：看过，挺好。我有我的方法，他有他的方法。总体来说《纽约客》刊登的文章比较有特点。我们写文章，不是由编辑决定。编辑问，你能写这个题材吗？如果我说自己没什么兴趣，他们也没办法。当然，也有他们对我想写的没兴趣。《纽约时报》不是这样，他们编辑的权力比较大，编辑会告诉记者需要写什么。就我个人来说，自己最看重的是写书，其次是为杂志写文章。拜托，这句话不要告诉编辑啊。
MW：你来之前，欧逸文在UCCA做了场讲座。有观众问他，和何伟比较，谁写得好？他说是你。你怎么看呢？
PH：他太谦虚了。
写作不是竞赛，每个人各有特点，读者的口味也不尽相同，主要看个人喜好。比如萨曼•拉什迪（Salman Rushdie），我就不是特喜欢他的作品。很难说清楚为什么，我想我不是很喜欢他的语言吧，虽然我承认他是很好的作家。
MW：拉什迪拿过诺贝尔文学奖，欧逸文获过普利策奖，你的《甲骨文》被“美国国家图书奖”提名。你心里有“奖”这个东西吗？
PH：没有。对于报纸的记者，“奖”这个东西，比如普利策，特别重要。
MW：为什么？
PH：因为他们没有其他方法提高他们的名气。（说得大家都乐了。）
真的，真是这样。能入围图书奖当然好，但很多书没入围，读者也一样爱看，所以我个人不是很在意。报纸是比较看重奖的，杂志和书都不太重视。不信你可以问欧逸文，他的回答肯定也这样。不过他写得比我快多了，效率很高。我不行，写得很慢、费时间，所以也写得少。编辑们总问我，你都在干什么呢？
MW：你拖稿严重吗？比如8月的截稿期，结果到了12月才交。
PH：基本上我不会告诉编辑我要写什么，他们也就不会给我什么“截稿日”（deadline）。写完了，我会和他们说：“嘿，我刚写了个东西，你看看，要是喜欢就登吧。”我特别讨厌截稿日。Evan（欧逸文）以前为报纸工作，有过训练，他能在截稿日前完成工作。我不行，我效率太低，做不到。
MW：你是科班出生，教写作课的老师也是名师。他们给予的专业训练对你的写作有多大帮助？
PH：我在名校（普林斯顿和牛津）受的教育时间并不长，只有6年。我觉得上大学之前的经历也比较重要，比如我读公立高中时受到的教育，我小时候跟着社会学家父亲去采访的经历。另外，我去涪陵支教的经历也很重要，因为写作需要实践。
MW：你怎么没写关于牛津的故事？
PH：我写了很多日记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写，可能我觉得牛津的故事对我意义不大吧。
MW：是不是因为你们都说英语，导致你没什么兴趣？
PH：可能因为当时我太年轻，没法写得很好。在涪陵，我的压力比较大，周围都是中国人，只有我和另一个外国人。多数时候，周围人不懂我们在说什么，这种情况下，我成长比较快。去涪陵前，我还不算是成年人，离开时，我认为自己是成年人了。另一个是观念问题。去牛津前，我觉得自己肯定没问题。大家都说英语，而且我也是看过莎士比亚的啊。事实上，他们的文化和美国差别很大，英国不是一个很公开的社会。我甚至时常有挫败感。来中国前，我想这就是个共产主义国家，大家说汉语，我肯定不了解你们，所以我必须努力工作，而且使劲花时间了解你们。假如现在我回英国的话，我想我能写出东西，这是因为我成年了，成熟了。
MW：粗略划分了一下，《江城》写的是中国人，《甲骨文》写的是中国的历史文化，《寻路中国》写的是中国的现代化、经济发展。从几个大的领域来说，三本书都涵盖了，你还可能对中国其他什么领域感兴趣吗？
PH：我想看中国的变化。特别想回涪陵看看，以后我可能会在那儿长住。
MW：你和魏子淇一家还有联系吗？
PH：我们经常通电话。魏嘉有时会在美国时间早晨6点给我打电话。现在他7年级了，长大了，很聪明，他学习成绩不错。他的变化肯定很大，声音都变了。
MW：你的《寻路中国》出了简体中文字版后，魏子淇一家的生活都被暴露了，有人甚至按图索骥找他开的小饭馆。他们向你抱怨过吗？
PH：我觉得这事我没法控制。如果大家都去他的饭馆，这倒是很好。（《寻路中国》的编辑张吉人插话：书在印刷前，何伟对我说要把第二章寄给魏子淇看。看后，魏子淇给了一些小的修改意见。因为何伟也怕书的出版会给他带来困扰。）魏子淇和丽水的罗师傅他们不同，罗师傅一家都搬走了，但魏家的住处比较固定。我为《纽约客》写的文章、台湾繁体字版的书稿，都会先给他看看。
MW：假如有一天你不当作家了，会做什么？来中国卖羊肉串吗？
PH：对，我可以卖羊肉串。
如果不当作家，我可能会去学校当老师。除了这两个职业，做其他的，没希望。我一辈子都没有正式工作，没有真正的老板。如果现在有，我肯定不是个好员工。我不太听话，而且从小就这样。小时候，老师常给我父母打电话，说我不参加集体活动，只做自己的事。作家估计有这特点，比较强调个人主义。
MW：你太太张彤禾（Leslie T. Chang）的写作方法和你一样吗？
PH：差不多。她也是去了东莞很多次，花很多时间采访，关注的也是普通人。
MW：你们相互交流吗？
PH：写的时候不交流，各自写。完成草稿后，我看她的，她看我的。
MW：推荐几位同时代像你一样写中国的作者吧。
PH：我觉得Evan（欧逸文）的文章挺有意思的。他写的都是长文，这很重要。我认为新闻不能把问题说透彻，最好还是写长文章。伊恩•约翰逊（Ian Johnson）的文章写得很好，以前他在《华尔街日报》工作。他写过一本书叫《野草》（Wild Grass）。不过这本书有***的内容，出版不是很容易。但是除了***，里面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内容。
MW：我记得你在《寻路中国》里提到，中国没有“社区”（community）的概念。
PH：还是有的，但是有时比较弱。写《寻路中国》时，我觉得社区是个比较大的问题，我去浙江看过，当地人几乎没有什么社区活动，基本上谈的都是生意。北京的情况好很多。以后这个问题可能会改善，很多年轻的中国人，特别是有文化的，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