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伟:“好奇感不能丢”
按:采访录音word for word整理出12000多字,修剪后一半不到。《周末画报》版面有限,只能刊出部分。修剪后的QA就都贴这儿吧。谢谢豆瓣~
何伟:“好奇感不能丢”
采访、撰文:钟 蓓
摄影师拍了若干照片,有一张何伟(Peter Hessler)站在一排金属扶手后。他撇了撇嘴说:“像不像动物园里的猴?”可能直到今天,习惯做一个普通人的何伟都不习惯这样的礼遇:安排住星级酒店、接受一连串采访、像个名人一般到处演讲、雷动的掌声后,读者排着长队一一等他签名…… 他似乎只有接受的份,因为这也是种经历,说不定哪天他就把这段日子的所见所闻写进书里——某年某月某一天,我像个关在栅栏里的……
随着《寻路中国》(Country Driving)简体中文版的出版,很多中国记者、中国作家发觉自己对这片土地的了解都比不上一位在中国呆了只有10年的美国人何伟。10年时间,这是他写的第三本当代中国的书。前两本书分别是《江城》(River Town)和《甲骨文》(Oracle Bone)。而《江城》的中译本,早就在互联网上被人广为传阅。
何伟一边用电脑演示着他拍的照片,一边从塑料袋里,掏出一截钢丝,把它在胸前比划了几下。他说,这个小东西能让女人们看上去更美。几年前,何伟去浙江温州附近的丽水市采访,这截钢丝是一家加工女性内支架的小工厂留给他的纪念品。和这截钢丝有关的故事被他写进了《寻路中国》,由钢丝延伸出的是中国东南部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,它见证了中国人由农业到工业再到商业,从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。这也是1978年以来,中国发生的最重要变化。
“《寻路中国》是我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。它探讨经济,追踪发展的源头,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。像前两本书一样,它研究中国的核心议题,但并不是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,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。我相信,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。我经常在一地连续呆上数月,甚至数年,跟踪变化。我不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,我也睁大眼睛,看他们的故事在我面前展开。”何伟说。
激动人心的是变化,尤其中国的改变是一日千里。此时,何伟最想回四川涪陵看看,不知道那儿是不是像《寻路中国》中文版的封面一样,道路旁原本空无的土地种上了树,地里长满了草,木头交警从右挪到了左。当年的同事李雪顺如今成了大学教授,也是这本书《寻路中国》的译者。
为他修个网球场
这是次漫长的旅程。
16岁时,何伟下决心成为作家。在普林斯顿读书时,又碰上个教创意写作的好老师约翰·迈克菲(John McPhee)。研究生毕业后,写作几乎成了何伟唯一想做的事。
1996年,何伟加入美国志愿者组织“和平队”前往四川涪陵支教。李雪顺说,当时学校很照顾何伟和另一位美国志愿者,要不就给他们买台洗衣机,或者安部电话,甚至一度要为两位国际友人修个网球场!
如何伟所愿,网球场终于没建起来。他和校外餐馆老板倒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李雪顺说,“他们可以什么都不顾忌,但是我们不能。1996年的涪陵,还比较闭塞,学校要求我们和外籍教师打交道注意距离。”
支教其间,为报纸写文章。时隔多年,何伟已经不太认可新闻写作的方式。但当初自己的文章能在报纸上刊登,“这是件大事”。有天赋者不满足文字只刊登在新闻纸上,他要写的是能印刷成册的书!“和平队”的工作结束后几个月,何伟写出了《江城》。当时,他连合同都没有,硬生生地寄给若干出版社,好几位的回复是:“你写得不错,但可能美国读者们没兴趣。”
若干次碰壁,终于有出版社肯出何伟的第一本书。
万恶的截稿日
如今何伟无需再为什么刊发稿件发愁,现在他主要为《纽约客》贡献长篇特写。一年中,他需要写五、六篇,其余的时间都贡献给写书。可是对一个自我要求严格,甚至是苛求的作者来说,时间并不多。
《甲骨文》“后记”中有一个细节:何伟在北京的菊儿胡同住,百无聊赖时会想象自己变卖租来房间内的所有家当,在胡同收破烂的吆喝声中,把家电和书报换成真金白银。最后的结果是他卖掉了至少是《甲骨文》第10次修改的手稿,价值50美分。写出这本500页(英文版)的书之前,他做了至少七八百页的笔记!
为把一个故事写好,何伟能做到不厌其烦。比如他会在北京三岔的土房子里住上几个月;在四川涪陵支教两年;两年内往返浙江丽水市的工厂若干次……他说,投入的时间越多,知道的信息越多,写出的故事越有趣。
何伟在《纽约客》驻中国的继任者是欧逸文。和他的前任不同,欧逸文写的是中国知名艺术家、传媒女大亨,或是中国富豪……在他写下漂亮文字的同时,也有比何伟迅速的效率。
“基本上我不会告诉编辑我要写什么,他们也就不会给我什么‘截稿日’(deadline)。写完了,我会和他们说:‘嘿,我刚写了个东西,你看看,要是喜欢就登吧。’我特别讨厌截稿日。Evan(欧逸文)以前为报纸工作,有过训练,他能在截稿日前完成工作。我不行,我效率太低,做不到。”何伟说。
这段时间,何伟一家正筹划去埃及,那儿正发生着巨大的变革。何伟说,他们一家打算呆上四、五年。
MW=周末画报
PH=何伟
MW:《寻路中国》分三部分,第一、二部分讲的是魏子淇一家,第三部分讲的是发生在浙江丽水的故事。为什么书的结尾没有回到魏家人?
PH:三岔村的特点在于当地人开始寻求改变。公路修好了,村里的人、城里的人来去比较容易。三岔村的人以前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,现在开始进城做生意,或许因为当地的经济变了,人的思想也发生改变。中国现在很多人都是从农村走向城市,我的书里大多数人也是这样。所以第三部分我写的是城市的故事。但即使是丽水市,几个主要人物也是从农村到丽水市的打工者。
MW:浙江的发展比中国其他很多地方要好,你为什么没选一个更普通的中国城市?
PH:是可以选择其他更普通的城市。不过当地人告诉我,丽水是“浙江的西藏”,而且我写的人多数不是本地的,他们来自安徽、湖北、贵州……所以选择丽水不是个大问题。
MW:从第一本你写的关于中国的书《江城》(River Town)到第三本《寻路中国》,跨度10年,依然能感到你对中国强烈的好奇。这是编辑的结果?还是写作技法的效果?
PH:这是因为中国特别复杂,新生事物很多。写《寻路中国》前,我采访的是浙江工厂的工人。去之前,我对他们没太多了解,他们让我有新鲜感;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大且复杂,我想我一生都会有好奇心在这里写作。并不是我写过了、看过了、了解了,就没了好奇心。10年前的中国和10年后的中国大不同,现在的中国简直是个新国家。
MW:在《甲骨文》中,你写到自己卖废纸;在《寻路中国》中,你写到一条香烟的命运……平日生活里什么细节会被你记录?什么细节会被你放进书里?
PH:采访时,事无巨细我都会记下,因为不知道写的时候会用到什么素材。我做的笔记特别多,比如《甲骨文》的笔记就有七、八百页。然后我慢慢回顾笔记,看到重要的信息、有意思的故事,不管是香烟,或是什么人说的话,我就放进文章里。有一次我去浙江采访,花了大约一周的时间。每天我都去工厂和工人、老板聊天,聊得多,他们告诉你的信息就多,看见的事物也多,做的笔记也多。当然写的时候比较难,因为需要选出哪些信息是最重要的。
MW:怎么选择?
PH:凭经验。16岁,我就开始学习写作,并决定当作家。大学时,我学的是英美文学和创造写作(Creative Writing)。那时候就有老师教我们怎么选素材,怎么描述一个人、一个地方,一个人说的话哪些比较重要……
MW:不久的将来,你打算去埃及。脱离了中国、埃及,让你回美国写作,你的好奇感还会有吗?
PH:肯定有,这个我绝不能丢。有时候,作家年纪大了,写累了,可能就丢了。比如我的老师约翰?迈克菲(John McPhee),现在他已经80多岁,写过30多本书。他就说自己现在不是特喜欢出去采访。假如没了好奇感,应该去新的地方见新的人。我去埃及就有这个考虑,而且我认为去埃及对我今后的写作有好处。
MW:5年、10年后还会回中国写作吗?
PH:肯定会。我们一家打算在埃及住五、六年,之后再回中国。我太太是美籍华人,她也写作,她也特别爱中国。我们的孩子现在也在学汉语,他们是50%的中国人。
MW:有的作者一生只写一个主题,比如给你的《甲骨文》写书评的史景迁(Jonathan Spence)。
PH:不一样吧。史景迁写的只关于中国历史,写法上有些像小说。他写得很漂亮,我看了很多。但史景迁不写与当代中国有关的内容,而且他常年在耶鲁,没在中国住。有一个专业固然好,但如果太专了,我觉得也没必要。他毕竟是汉学家,我是记者。对我来说,一辈子写的都是中国可能不是很好,我需要写一些其他内容。
MW:那么《纽约时报》刊登的中国故事呢?
PH:我和《纽约时报》记者的写作风格区别特别大,主要原因是他们写的是新闻。每年,他们要写很多文章,可能一年有六、七十篇,而我每年就写三、四篇。当然,每篇文章我投入的时间都比较多。
MW:你能忍受新闻式写作吗?
PH:从小我对新闻就不太感兴趣。一是觉得新闻写出来不太漂亮,不太好看,它们特别直率、简单。这当然是因为新闻的目的就是传递消息,所以它们也不需要被写得太漂亮、有意思。假如写新闻的记者的创造性太多,他们的编辑也会不高兴。编辑要求记者简单告诉读者今天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。但我不是这样,如果我要讲一个故事,可能从这里开始,然后写到那儿,最后再回到这里。我觉得在中国,近十年来,新闻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在上世纪三、四十年代,新闻很重要。因为当时有革命、战争,它们的结果对中国未来的走向至关重要,但这个年代不是这样。
我觉得很多政治事件和新闻事件的影响并不太深远。比如北约轰炸、香港回归、“非典”……这些事情发生时,很多记者写了很多文章,但是过几个月,这些事对我们有什么影响?你去问个普通老百姓“非典”对他的生活有什么影响?他很可能说对他没什么影响,最多就是8年前有一个月他不能出门。我认为这个年代并不是政治事件、新闻事件决定了人们的生活应该怎样,而是人们自己决定应该继续留在当地打工还是换个地方生活。最重要的是个体,个体决定了自己该走哪一条路。
当然这种情况以后也许有变化。比如说现在的埃及,新闻是很重要的,因为他们的政府改变了。以后中国或许会经历这样的情况也未可知。假如到时我回来,采用的写作方法会不同。所以针对不同的年代特点,有不同方法。但是,我觉得从1996年到现在,我用的观察方法是合适的——不关注新闻,重视普通个体、社区(communities)、村落、校园、工厂……
MW:你如何把握局外人(outsider)和参与者(insider)的角色?
PH:最理想的状态是两者兼有。 局外人的角色太多,可能对其中发生的事情不是很了解,参与者的角色太多,可能会不知道什么是有趣的。每本书的每一篇章,作者和采访对象之间的关系是有变化的。在《寻路中国》写到三岔的魏子淇一家时,我扮演参与者的角色多一些。魏嘉生病时,我真心帮助他们一家。我和魏家人是朋友,我并不是记者。写温州工厂那一章时,我的状态介于局外人和参与者之间,虽然我去采访过很多次,我和他们的关系还不至于像和魏家人一样。写《江城》时,我扮演参与者的角色偏多,因为当时我在涪陵教书,孩子们是我的学生,老师们是我的同事。
MW:角色不同看问题会有偏差。考虑到你的书都有英文版,西方读者容易受你的所见所闻影响。
PH:我想我会在书里告诉读者我和本地人的关系是怎样的。假如我没说明,这是错误。但是我说明了,读者可以判断我处于什么位置、角色。写《甲骨文》和《寻路中国》时,当地人都知道我是记者、作家,这个问题不复杂。但是写《江城》时,这个问题比较复杂。那会儿我的身份是老师,不是记者,而且我在涪陵时,没想到自己会把这段经历写成书。当时美国的图书市场对中国不是很感兴趣,写《江城》时,我甚至都没出版合同。写好了,我就直接寄给出版社看。好几家出版社都说,书写得不错,但我们觉得美国读者对你写的没兴趣。
MW:动笔前,你研究写作主题吗?
PH:看情况。去浙江前,我还没决定之后写文章还是写书。当时我想的就是浙江是个发展很快的地方,温州又是其中比较发达的,而且我有个从涪陵毕业的学生雪莉(Sherry)在温州,她能帮我在当地租车。我开车去了很多地方,在丽水,我认识了不少当地人,有工人、工厂老板,我想我会喜欢他们做的事。最后,就有了我的文章。去三岔,我也没做计划。当时,我就是想去北京的北边看看,到了三岔,觉得那儿真美啊。很偶然,又遇见魏子淇一家。
MW:你的继任者欧逸文给《纽约客》写“中国来信”(Letters from China)栏目时,选择的是贾樟柯、胡舒立、张茵……他们都是中国名人。你为什么没选择写中国名人?
PH:不同记者有不同的选择。
MW:你为什么没选择写中国名人?
PH:名人通常没什么时间。我去浙江的工厂采访,来来回回花了2年。但名人会说,你已经采访我了,为什么还要采?你还有什么问题?中国老百姓不同,他们觉得我这个老外很有趣,花时间和我聊天没问题。
MW:你看过欧逸文的文章吗?
PH:看过,挺好。我有我的方法,他有他的方法。总体来说《纽约客》刊登的文章比较有特点。我们写文章,不是由编辑决定。编辑问,你能写这个题材吗?如果我说自己没什么兴趣,他们也没办法。当然,也有他们对我想写的没兴趣。《纽约时报》不是这样,他们编辑的权力比较大,编辑会告诉记者需要写什么。就我个人来说,自己最看重的是写书,其次是为杂志写文章。拜托,这句话不要告诉编辑啊。
MW:你来之前,欧逸文在UCCA做了场讲座。有观众问他,和何伟比较,谁写得好?他说是你。你怎么看呢?
PH:他太谦虚了。
写作不是竞赛,每个人各有特点,读者的口味也不尽相同,主要看个人喜好。比如萨曼•拉什迪(Salman Rushdie),我就不是特喜欢他的作品。很难说清楚为什么,我想我不是很喜欢他的语言吧,虽然我承认他是很好的作家。
MW:拉什迪拿过诺贝尔文学奖,欧逸文获过普利策奖,你的《甲骨文》被“美国国家图书奖”提名。你心里有“奖”这个东西吗?
PH:没有。对于报纸的记者,“奖”这个东西,比如普利策,特别重要。
MW:为什么?
PH:因为他们没有其他方法提高他们的名气。(说得大家都乐了。)
真的,真是这样。能入围图书奖当然好,但很多书没入围,读者也一样爱看,所以我个人不是很在意。报纸是比较看重奖的,杂志和书都不太重视。不信你可以问欧逸文,他的回答肯定也这样。不过他写得比我快多了,效率很高。我不行,写得很慢、费时间,所以也写得少。编辑们总问我,你都在干什么呢?
MW:你拖稿严重吗?比如8月的截稿期,结果到了12月才交。
PH:基本上我不会告诉编辑我要写什么,他们也就不会给我什么“截稿日”(deadline)。写完了,我会和他们说:“嘿,我刚写了个东西,你看看,要是喜欢就登吧。”我特别讨厌截稿日。Evan(欧逸文)以前为报纸工作,有过训练,他能在截稿日前完成工作。我不行,我效率太低,做不到。
MW:你是科班出生,教写作课的老师也是名师。他们给予的专业训练对你的写作有多大帮助?
PH:我在名校(普林斯顿和牛津)受的教育时间并不长,只有6年。我觉得上大学之前的经历也比较重要,比如我读公立高中时受到的教育,我小时候跟着社会学家父亲去采访的经历。另外,我去涪陵支教的经历也很重要,因为写作需要实践。
MW:你怎么没写关于牛津的故事?
PH:我写了很多日记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写,可能我觉得牛津的故事对我意义不大吧。
MW:是不是因为你们都说英语,导致你没什么兴趣?
PH:可能因为当时我太年轻,没法写得很好。在涪陵,我的压力比较大,周围都是中国人,只有我和另一个外国人。多数时候,周围人不懂我们在说什么,这种情况下,我成长比较快。去涪陵前,我还不算是成年人,离开时,我认为自己是成年人了。另一个是观念问题。去牛津前,我觉得自己肯定没问题。大家都说英语,而且我也是看过莎士比亚的啊。事实上,他们的文化和美国差别很大,英国不是一个很公开的社会。我甚至时常有挫败感。来中国前,我想这就是个共产主义国家,大家说汉语,我肯定不了解你们,所以我必须努力工作,而且使劲花时间了解你们。假如现在我回英国的话,我想我能写出东西,这是因为我成年了,成熟了。
MW:粗略划分了一下,《江城》写的是中国人,《甲骨文》写的是中国的历史文化,《寻路中国》写的是中国的现代化、经济发展。从几个大的领域来说,三本书都涵盖了,你还可能对中国其他什么领域感兴趣吗?
PH:我想看中国的变化。特别想回涪陵看看,以后我可能会在那儿长住。
MW:你和魏子淇一家还有联系吗?
PH:我们经常通电话。魏嘉有时会在美国时间早晨6点给我打电话。现在他7年级了,长大了,很聪明,他学习成绩不错。他的变化肯定很大,声音都变了。
MW:你的《寻路中国》出了简体中文字版后,魏子淇一家的生活都被暴露了,有人甚至按图索骥找他开的小饭馆。他们向你抱怨过吗?
PH:我觉得这事我没法控制。如果大家都去他的饭馆,这倒是很好。(《寻路中国》的编辑张吉人插话:书在印刷前,何伟对我说要把第二章寄给魏子淇看。看后,魏子淇给了一些小的修改意见。因为何伟也怕书的出版会给他带来困扰。)魏子淇和丽水的罗师傅他们不同,罗师傅一家都搬走了,但魏家的住处比较固定。我为《纽约客》写的文章、台湾繁体字版的书稿,都会先给他看看。
MW:假如有一天你不当作家了,会做什么?来中国卖羊肉串吗?
PH:对,我可以卖羊肉串。
如果不当作家,我可能会去学校当老师。除了这两个职业,做其他的,没希望。我一辈子都没有正式工作,没有真正的老板。如果现在有,我肯定不是个好员工。我不太听话,而且从小就这样。小时候,老师常给我父母打电话,说我不参加集体活动,只做自己的事。作家估计有这特点,比较强调个人主义。
MW:你太太张彤禾(Leslie T. Chang)的写作方法和你一样吗?
PH:差不多。她也是去了东莞很多次,花很多时间采访,关注的也是普通人。
MW:你们相互交流吗?
PH:写的时候不交流,各自写。完成草稿后,我看她的,她看我的。
MW:推荐几位同时代像你一样写中国的作者吧。
PH:我觉得Evan(欧逸文)的文章挺有意思的。他写的都是长文,这很重要。我认为新闻不能把问题说透彻,最好还是写长文章。伊恩•约翰逊(Ian Johnson)的文章写得很好,以前他在《华尔街日报》工作。他写过一本书叫《野草》(Wild Grass)。不过这本书有***的内容,出版不是很容易。但是除了***,里面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内容。
MW:我记得你在《寻路中国》里提到,中国没有“社区”(community)的概念。
PH:还是有的,但是有时比较弱。写《寻路中国》时,我觉得社区是个比较大的问题,我去浙江看过,当地人几乎没有什么社区活动,基本上谈的都是生意。北京的情况好很多。以后这个问题可能会改善,很多年轻的中国人,特别是有文化的,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了。
何伟:“好奇感不能丢”
采访、撰文:钟 蓓
摄影师拍了若干照片,有一张何伟(Peter Hessler)站在一排金属扶手后。他撇了撇嘴说:“像不像动物园里的猴?”可能直到今天,习惯做一个普通人的何伟都不习惯这样的礼遇:安排住星级酒店、接受一连串采访、像个名人一般到处演讲、雷动的掌声后,读者排着长队一一等他签名…… 他似乎只有接受的份,因为这也是种经历,说不定哪天他就把这段日子的所见所闻写进书里——某年某月某一天,我像个关在栅栏里的……
随着《寻路中国》(Country Driving)简体中文版的出版,很多中国记者、中国作家发觉自己对这片土地的了解都比不上一位在中国呆了只有10年的美国人何伟。10年时间,这是他写的第三本当代中国的书。前两本书分别是《江城》(River Town)和《甲骨文》(Oracle Bone)。而《江城》的中译本,早就在互联网上被人广为传阅。
何伟一边用电脑演示着他拍的照片,一边从塑料袋里,掏出一截钢丝,把它在胸前比划了几下。他说,这个小东西能让女人们看上去更美。几年前,何伟去浙江温州附近的丽水市采访,这截钢丝是一家加工女性内支架的小工厂留给他的纪念品。和这截钢丝有关的故事被他写进了《寻路中国》,由钢丝延伸出的是中国东南部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,它见证了中国人由农业到工业再到商业,从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。这也是1978年以来,中国发生的最重要变化。
“《寻路中国》是我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。它探讨经济,追踪发展的源头,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。像前两本书一样,它研究中国的核心议题,但并不是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,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。我相信,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。我经常在一地连续呆上数月,甚至数年,跟踪变化。我不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,我也睁大眼睛,看他们的故事在我面前展开。”何伟说。
激动人心的是变化,尤其中国的改变是一日千里。此时,何伟最想回四川涪陵看看,不知道那儿是不是像《寻路中国》中文版的封面一样,道路旁原本空无的土地种上了树,地里长满了草,木头交警从右挪到了左。当年的同事李雪顺如今成了大学教授,也是这本书《寻路中国》的译者。
为他修个网球场
这是次漫长的旅程。
16岁时,何伟下决心成为作家。在普林斯顿读书时,又碰上个教创意写作的好老师约翰·迈克菲(John McPhee)。研究生毕业后,写作几乎成了何伟唯一想做的事。
1996年,何伟加入美国志愿者组织“和平队”前往四川涪陵支教。李雪顺说,当时学校很照顾何伟和另一位美国志愿者,要不就给他们买台洗衣机,或者安部电话,甚至一度要为两位国际友人修个网球场!
如何伟所愿,网球场终于没建起来。他和校外餐馆老板倒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李雪顺说,“他们可以什么都不顾忌,但是我们不能。1996年的涪陵,还比较闭塞,学校要求我们和外籍教师打交道注意距离。”
支教其间,为报纸写文章。时隔多年,何伟已经不太认可新闻写作的方式。但当初自己的文章能在报纸上刊登,“这是件大事”。有天赋者不满足文字只刊登在新闻纸上,他要写的是能印刷成册的书!“和平队”的工作结束后几个月,何伟写出了《江城》。当时,他连合同都没有,硬生生地寄给若干出版社,好几位的回复是:“你写得不错,但可能美国读者们没兴趣。”
若干次碰壁,终于有出版社肯出何伟的第一本书。
万恶的截稿日
如今何伟无需再为什么刊发稿件发愁,现在他主要为《纽约客》贡献长篇特写。一年中,他需要写五、六篇,其余的时间都贡献给写书。可是对一个自我要求严格,甚至是苛求的作者来说,时间并不多。
《甲骨文》“后记”中有一个细节:何伟在北京的菊儿胡同住,百无聊赖时会想象自己变卖租来房间内的所有家当,在胡同收破烂的吆喝声中,把家电和书报换成真金白银。最后的结果是他卖掉了至少是《甲骨文》第10次修改的手稿,价值50美分。写出这本500页(英文版)的书之前,他做了至少七八百页的笔记!
为把一个故事写好,何伟能做到不厌其烦。比如他会在北京三岔的土房子里住上几个月;在四川涪陵支教两年;两年内往返浙江丽水市的工厂若干次……他说,投入的时间越多,知道的信息越多,写出的故事越有趣。
何伟在《纽约客》驻中国的继任者是欧逸文。和他的前任不同,欧逸文写的是中国知名艺术家、传媒女大亨,或是中国富豪……在他写下漂亮文字的同时,也有比何伟迅速的效率。
“基本上我不会告诉编辑我要写什么,他们也就不会给我什么‘截稿日’(deadline)。写完了,我会和他们说:‘嘿,我刚写了个东西,你看看,要是喜欢就登吧。’我特别讨厌截稿日。Evan(欧逸文)以前为报纸工作,有过训练,他能在截稿日前完成工作。我不行,我效率太低,做不到。”何伟说。
这段时间,何伟一家正筹划去埃及,那儿正发生着巨大的变革。何伟说,他们一家打算呆上四、五年。
MW=周末画报
PH=何伟
MW:《寻路中国》分三部分,第一、二部分讲的是魏子淇一家,第三部分讲的是发生在浙江丽水的故事。为什么书的结尾没有回到魏家人?
PH:三岔村的特点在于当地人开始寻求改变。公路修好了,村里的人、城里的人来去比较容易。三岔村的人以前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,现在开始进城做生意,或许因为当地的经济变了,人的思想也发生改变。中国现在很多人都是从农村走向城市,我的书里大多数人也是这样。所以第三部分我写的是城市的故事。但即使是丽水市,几个主要人物也是从农村到丽水市的打工者。
MW:浙江的发展比中国其他很多地方要好,你为什么没选一个更普通的中国城市?
PH:是可以选择其他更普通的城市。不过当地人告诉我,丽水是“浙江的西藏”,而且我写的人多数不是本地的,他们来自安徽、湖北、贵州……所以选择丽水不是个大问题。
MW:从第一本你写的关于中国的书《江城》(River Town)到第三本《寻路中国》,跨度10年,依然能感到你对中国强烈的好奇。这是编辑的结果?还是写作技法的效果?
PH:这是因为中国特别复杂,新生事物很多。写《寻路中国》前,我采访的是浙江工厂的工人。去之前,我对他们没太多了解,他们让我有新鲜感;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大且复杂,我想我一生都会有好奇心在这里写作。并不是我写过了、看过了、了解了,就没了好奇心。10年前的中国和10年后的中国大不同,现在的中国简直是个新国家。
MW:在《甲骨文》中,你写到自己卖废纸;在《寻路中国》中,你写到一条香烟的命运……平日生活里什么细节会被你记录?什么细节会被你放进书里?
PH:采访时,事无巨细我都会记下,因为不知道写的时候会用到什么素材。我做的笔记特别多,比如《甲骨文》的笔记就有七、八百页。然后我慢慢回顾笔记,看到重要的信息、有意思的故事,不管是香烟,或是什么人说的话,我就放进文章里。有一次我去浙江采访,花了大约一周的时间。每天我都去工厂和工人、老板聊天,聊得多,他们告诉你的信息就多,看见的事物也多,做的笔记也多。当然写的时候比较难,因为需要选出哪些信息是最重要的。
MW:怎么选择?
PH:凭经验。16岁,我就开始学习写作,并决定当作家。大学时,我学的是英美文学和创造写作(Creative Writing)。那时候就有老师教我们怎么选素材,怎么描述一个人、一个地方,一个人说的话哪些比较重要……
MW:不久的将来,你打算去埃及。脱离了中国、埃及,让你回美国写作,你的好奇感还会有吗?
PH:肯定有,这个我绝不能丢。有时候,作家年纪大了,写累了,可能就丢了。比如我的老师约翰?迈克菲(John McPhee),现在他已经80多岁,写过30多本书。他就说自己现在不是特喜欢出去采访。假如没了好奇感,应该去新的地方见新的人。我去埃及就有这个考虑,而且我认为去埃及对我今后的写作有好处。
MW:5年、10年后还会回中国写作吗?
PH:肯定会。我们一家打算在埃及住五、六年,之后再回中国。我太太是美籍华人,她也写作,她也特别爱中国。我们的孩子现在也在学汉语,他们是50%的中国人。
MW:有的作者一生只写一个主题,比如给你的《甲骨文》写书评的史景迁(Jonathan Spence)。
PH:不一样吧。史景迁写的只关于中国历史,写法上有些像小说。他写得很漂亮,我看了很多。但史景迁不写与当代中国有关的内容,而且他常年在耶鲁,没在中国住。有一个专业固然好,但如果太专了,我觉得也没必要。他毕竟是汉学家,我是记者。对我来说,一辈子写的都是中国可能不是很好,我需要写一些其他内容。
MW:那么《纽约时报》刊登的中国故事呢?
PH:我和《纽约时报》记者的写作风格区别特别大,主要原因是他们写的是新闻。每年,他们要写很多文章,可能一年有六、七十篇,而我每年就写三、四篇。当然,每篇文章我投入的时间都比较多。
MW:你能忍受新闻式写作吗?
PH:从小我对新闻就不太感兴趣。一是觉得新闻写出来不太漂亮,不太好看,它们特别直率、简单。这当然是因为新闻的目的就是传递消息,所以它们也不需要被写得太漂亮、有意思。假如写新闻的记者的创造性太多,他们的编辑也会不高兴。编辑要求记者简单告诉读者今天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。但我不是这样,如果我要讲一个故事,可能从这里开始,然后写到那儿,最后再回到这里。我觉得在中国,近十年来,新闻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在上世纪三、四十年代,新闻很重要。因为当时有革命、战争,它们的结果对中国未来的走向至关重要,但这个年代不是这样。
我觉得很多政治事件和新闻事件的影响并不太深远。比如北约轰炸、香港回归、“非典”……这些事情发生时,很多记者写了很多文章,但是过几个月,这些事对我们有什么影响?你去问个普通老百姓“非典”对他的生活有什么影响?他很可能说对他没什么影响,最多就是8年前有一个月他不能出门。我认为这个年代并不是政治事件、新闻事件决定了人们的生活应该怎样,而是人们自己决定应该继续留在当地打工还是换个地方生活。最重要的是个体,个体决定了自己该走哪一条路。
当然这种情况以后也许有变化。比如说现在的埃及,新闻是很重要的,因为他们的政府改变了。以后中国或许会经历这样的情况也未可知。假如到时我回来,采用的写作方法会不同。所以针对不同的年代特点,有不同方法。但是,我觉得从1996年到现在,我用的观察方法是合适的——不关注新闻,重视普通个体、社区(communities)、村落、校园、工厂……
MW:你如何把握局外人(outsider)和参与者(insider)的角色?
PH:最理想的状态是两者兼有。 局外人的角色太多,可能对其中发生的事情不是很了解,参与者的角色太多,可能会不知道什么是有趣的。每本书的每一篇章,作者和采访对象之间的关系是有变化的。在《寻路中国》写到三岔的魏子淇一家时,我扮演参与者的角色多一些。魏嘉生病时,我真心帮助他们一家。我和魏家人是朋友,我并不是记者。写温州工厂那一章时,我的状态介于局外人和参与者之间,虽然我去采访过很多次,我和他们的关系还不至于像和魏家人一样。写《江城》时,我扮演参与者的角色偏多,因为当时我在涪陵教书,孩子们是我的学生,老师们是我的同事。
MW:角色不同看问题会有偏差。考虑到你的书都有英文版,西方读者容易受你的所见所闻影响。
PH:我想我会在书里告诉读者我和本地人的关系是怎样的。假如我没说明,这是错误。但是我说明了,读者可以判断我处于什么位置、角色。写《甲骨文》和《寻路中国》时,当地人都知道我是记者、作家,这个问题不复杂。但是写《江城》时,这个问题比较复杂。那会儿我的身份是老师,不是记者,而且我在涪陵时,没想到自己会把这段经历写成书。当时美国的图书市场对中国不是很感兴趣,写《江城》时,我甚至都没出版合同。写好了,我就直接寄给出版社看。好几家出版社都说,书写得不错,但我们觉得美国读者对你写的没兴趣。
MW:动笔前,你研究写作主题吗?
PH:看情况。去浙江前,我还没决定之后写文章还是写书。当时我想的就是浙江是个发展很快的地方,温州又是其中比较发达的,而且我有个从涪陵毕业的学生雪莉(Sherry)在温州,她能帮我在当地租车。我开车去了很多地方,在丽水,我认识了不少当地人,有工人、工厂老板,我想我会喜欢他们做的事。最后,就有了我的文章。去三岔,我也没做计划。当时,我就是想去北京的北边看看,到了三岔,觉得那儿真美啊。很偶然,又遇见魏子淇一家。
MW:你的继任者欧逸文给《纽约客》写“中国来信”(Letters from China)栏目时,选择的是贾樟柯、胡舒立、张茵……他们都是中国名人。你为什么没选择写中国名人?
PH:不同记者有不同的选择。
MW:你为什么没选择写中国名人?
PH:名人通常没什么时间。我去浙江的工厂采访,来来回回花了2年。但名人会说,你已经采访我了,为什么还要采?你还有什么问题?中国老百姓不同,他们觉得我这个老外很有趣,花时间和我聊天没问题。
MW:你看过欧逸文的文章吗?
PH:看过,挺好。我有我的方法,他有他的方法。总体来说《纽约客》刊登的文章比较有特点。我们写文章,不是由编辑决定。编辑问,你能写这个题材吗?如果我说自己没什么兴趣,他们也没办法。当然,也有他们对我想写的没兴趣。《纽约时报》不是这样,他们编辑的权力比较大,编辑会告诉记者需要写什么。就我个人来说,自己最看重的是写书,其次是为杂志写文章。拜托,这句话不要告诉编辑啊。
MW:你来之前,欧逸文在UCCA做了场讲座。有观众问他,和何伟比较,谁写得好?他说是你。你怎么看呢?
PH:他太谦虚了。
写作不是竞赛,每个人各有特点,读者的口味也不尽相同,主要看个人喜好。比如萨曼•拉什迪(Salman Rushdie),我就不是特喜欢他的作品。很难说清楚为什么,我想我不是很喜欢他的语言吧,虽然我承认他是很好的作家。
MW:拉什迪拿过诺贝尔文学奖,欧逸文获过普利策奖,你的《甲骨文》被“美国国家图书奖”提名。你心里有“奖”这个东西吗?
PH:没有。对于报纸的记者,“奖”这个东西,比如普利策,特别重要。
MW:为什么?
PH:因为他们没有其他方法提高他们的名气。(说得大家都乐了。)
真的,真是这样。能入围图书奖当然好,但很多书没入围,读者也一样爱看,所以我个人不是很在意。报纸是比较看重奖的,杂志和书都不太重视。不信你可以问欧逸文,他的回答肯定也这样。不过他写得比我快多了,效率很高。我不行,写得很慢、费时间,所以也写得少。编辑们总问我,你都在干什么呢?
MW:你拖稿严重吗?比如8月的截稿期,结果到了12月才交。
PH:基本上我不会告诉编辑我要写什么,他们也就不会给我什么“截稿日”(deadline)。写完了,我会和他们说:“嘿,我刚写了个东西,你看看,要是喜欢就登吧。”我特别讨厌截稿日。Evan(欧逸文)以前为报纸工作,有过训练,他能在截稿日前完成工作。我不行,我效率太低,做不到。
MW:你是科班出生,教写作课的老师也是名师。他们给予的专业训练对你的写作有多大帮助?
PH:我在名校(普林斯顿和牛津)受的教育时间并不长,只有6年。我觉得上大学之前的经历也比较重要,比如我读公立高中时受到的教育,我小时候跟着社会学家父亲去采访的经历。另外,我去涪陵支教的经历也很重要,因为写作需要实践。
MW:你怎么没写关于牛津的故事?
PH:我写了很多日记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写,可能我觉得牛津的故事对我意义不大吧。
MW:是不是因为你们都说英语,导致你没什么兴趣?
PH:可能因为当时我太年轻,没法写得很好。在涪陵,我的压力比较大,周围都是中国人,只有我和另一个外国人。多数时候,周围人不懂我们在说什么,这种情况下,我成长比较快。去涪陵前,我还不算是成年人,离开时,我认为自己是成年人了。另一个是观念问题。去牛津前,我觉得自己肯定没问题。大家都说英语,而且我也是看过莎士比亚的啊。事实上,他们的文化和美国差别很大,英国不是一个很公开的社会。我甚至时常有挫败感。来中国前,我想这就是个共产主义国家,大家说汉语,我肯定不了解你们,所以我必须努力工作,而且使劲花时间了解你们。假如现在我回英国的话,我想我能写出东西,这是因为我成年了,成熟了。
MW:粗略划分了一下,《江城》写的是中国人,《甲骨文》写的是中国的历史文化,《寻路中国》写的是中国的现代化、经济发展。从几个大的领域来说,三本书都涵盖了,你还可能对中国其他什么领域感兴趣吗?
PH:我想看中国的变化。特别想回涪陵看看,以后我可能会在那儿长住。
MW:你和魏子淇一家还有联系吗?
PH:我们经常通电话。魏嘉有时会在美国时间早晨6点给我打电话。现在他7年级了,长大了,很聪明,他学习成绩不错。他的变化肯定很大,声音都变了。
MW:你的《寻路中国》出了简体中文字版后,魏子淇一家的生活都被暴露了,有人甚至按图索骥找他开的小饭馆。他们向你抱怨过吗?
PH:我觉得这事我没法控制。如果大家都去他的饭馆,这倒是很好。(《寻路中国》的编辑张吉人插话:书在印刷前,何伟对我说要把第二章寄给魏子淇看。看后,魏子淇给了一些小的修改意见。因为何伟也怕书的出版会给他带来困扰。)魏子淇和丽水的罗师傅他们不同,罗师傅一家都搬走了,但魏家的住处比较固定。我为《纽约客》写的文章、台湾繁体字版的书稿,都会先给他看看。
MW:假如有一天你不当作家了,会做什么?来中国卖羊肉串吗?
PH:对,我可以卖羊肉串。
如果不当作家,我可能会去学校当老师。除了这两个职业,做其他的,没希望。我一辈子都没有正式工作,没有真正的老板。如果现在有,我肯定不是个好员工。我不太听话,而且从小就这样。小时候,老师常给我父母打电话,说我不参加集体活动,只做自己的事。作家估计有这特点,比较强调个人主义。
MW:你太太张彤禾(Leslie T. Chang)的写作方法和你一样吗?
PH:差不多。她也是去了东莞很多次,花很多时间采访,关注的也是普通人。
MW:你们相互交流吗?
PH:写的时候不交流,各自写。完成草稿后,我看她的,她看我的。
MW:推荐几位同时代像你一样写中国的作者吧。
PH:我觉得Evan(欧逸文)的文章挺有意思的。他写的都是长文,这很重要。我认为新闻不能把问题说透彻,最好还是写长文章。伊恩•约翰逊(Ian Johnson)的文章写得很好,以前他在《华尔街日报》工作。他写过一本书叫《野草》(Wild Grass)。不过这本书有***的内容,出版不是很容易。但是除了***,里面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内容。
MW:我记得你在《寻路中国》里提到,中国没有“社区”(community)的概念。
PH:还是有的,但是有时比较弱。写《寻路中国》时,我觉得社区是个比较大的问题,我去浙江看过,当地人几乎没有什么社区活动,基本上谈的都是生意。北京的情况好很多。以后这个问题可能会改善,很多年轻的中国人,特别是有文化的,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了。
